数理迁徙及纵横的结构性叙事评李玫中立音音律(2) - 数理化解题研究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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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理迁徙及纵横的结构性叙事评李玫中立音音律(2)

作者:

关键词:

摘要：

其次，针对以往中立音研究的阙如，作者进行了大规模的实证研究，可分为3个方面。第一方面是各民族、地区、国家民间音乐的测音数据的分析。作者对世界各地区、各民族的实际音乐进行了测音，证明中立音存在的事实，并且运用律学方法分析了相关的乐学现象和数理逻辑;第二方面是对出土乐器测音数据的分析，通过对编钟、骨笛、埙等出土乐器测音数据的分析和律学计算，以反映蕴涵其中的中立音程关系以及这种现象存在由来已久;第三方面是对现有民间乐器的律学计算和分析。作者对吹管类乐器、琉特类乐器、齐特尔类乐器和泛音乐器及定音乐器的中立音现象进行了分析和律学计算，证实了中立音存在的现实基础。

最后，作者通过理论假设和实证研究，以王光祈在《东方民族之音乐》中将“世界种类繁多的乐志归纳为三大乐系”［1］235为切入口，分别将波斯阿拉伯乐系、中国乐系的“中立音”还原到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中进行比较，分析不同中立音现象的文化和族群属性。一方面，这是从民族学角度对中立音现象规律性的进一步证实，另一方面，我们亦可视为作者在更高层面对其中立音理论假设的逻辑回归。至此，作者完成了其研究从理论出发，到实证研究，再回归理论的逻辑行程。而这个研究内容，或者说是思维框架，恰恰是作者对中立音研究在研究方法上的突破和理论贡献。

二、文本逻辑

一个完整文本体现着文本建构的主体和所建构的文本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主体到底是用何种视域或者用何种“话语”对其进行结构化的叙事，笔者认为这可能是我们评价者应该值得关注的问题。鉴于笔者目前正进行音乐人类学的学习，笔者也就以此为出发点，力求通过文本中的关键词对文本建构主体的话语视域与客体的话语实施，展开解构性的评价与分析，从而彰显作者的叙事意图与方式。

1.“数理”

所谓“方法论”是指从事某一活动的方式与原则。作者在该书的叙事过程中，最突出的贡献之一，就是直接继承而又开拓性地运用了“数理”的方法。在西方，以“数理”方法对学科进行研究可以追溯到毕达哥拉斯“比例说”和亚里斯多德“和谐说”，它们一直贯穿于西方音乐思想的脉络发展之中。这种研究思维与方式不仅对后世众多学科产生了影响，同样也对西方民族音乐学科本身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典型代表人物有埃利斯 (Ellis，1814－1890)和赫尔姆·霍茨 (Helmholz，1821－1894)以及柏林学派的学者们霍恩博斯特尔 (Hornbostel)、斯通波夫(Stumpf)、萨克斯 (Sachs)等。埃利斯在其著作《论各民族音阶》一书中，就使用数理 (音分)的方式对希腊、阿拉伯、印度、中国、日本等地的音阶进行了标记。这种音分计量体系比其他体系更能较为明晰地描述乐音之间的结构及相互关系。而赫尔姆·霍茨在他的著作《声音的感觉是音乐理论的生理基础》(音的感觉——音乐理论的生理学基础)一书中，同样大量使用了数理的方式予以支撑。而中国“数理”概念和方法在本土的律学研究中所体现的历史似乎更加悠久，我们至少可追溯到周代的三分损益法。在此基础上建构起来的京房六十律、钱乐之三百六十律、蔡元定十八律等律学研究中，均是以三分损益法所带来的，由此产生了旋相不能还宫的核心问题，并以数理方式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以中、西数理概念、方法相比较，西方与中国均是“以数求音”，并且都非常注重与音乐实践紧密联系。在近代，西方律学研究通过王光祈先生传播到中国。在他的影响下，缪天瑞、赵宋光等学者一生都在音乐数理领域进行探索。尤其是赵宋光先生，我们在他的《和谐数论》、《理论律学》《琴律学》以及《和声方位图》等论著中，看到赵先生多次使用数理方法并创建了“跃迁理论”及音乐理论律学的假设，这些假设构成了李玫老师这本著作非常重要的理论基石。

“数理”方法成为形态学揭示音与音相互关系的有效工具。同时，成为律学、音乐声学、音乐人类学等文化本质的量化途径，也成为揭示音乐多维视界中历史学、文化学、文献学、民族学本质的重要佐证。在该著作中，作者使用“数理”方式，并直接继承赵先生的“跃迁”理论运用于对“中立音”音乐本质的阐释之中。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并没有对其音律性质有足够的认识，多数则是将其看作复合律制的产物，不知道如何剖析其数理本质，更不用说正确确立律学归依。在她看来，“中立音”虽然不是我们常态中的律制，可它却是符合自然律制客观存在现实的，它在我们的音乐世界中大量存在，只是我们还未对其做出合理的分析。因此，作者插上赵先生“跃迁说”的翅膀，将律学理论假设与实际音乐现象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在考察对象之中运用数理公式予以表达，以测音数据分析为基础，对音乐现象所形成的自然原因和人文原因“做出合理的分析，使音律现象得到理论的抽象”，“从自在上升到自为”，我想这就是“数理”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