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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理、迁徙及纵横的结构性叙事——评李玫《“(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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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迁徙” “迁徙”一词是指从某点至另一点的运动，它涵盖运动方式和运动方向两方面。它是人类在特定时空里，群体性的运动性存在。不论这种群体性
2.“迁徙”
“迁徙”一词是指从某点至另一点的运动，它涵盖运动方式和运动方向两方面。它是人类在特定时空里，群体性的运动性存在。不论这种群体性活动的大与小或内质点的运动程距的远与近，正是出于这样的本质属性，才有了和“迁移”概念的区分，而与“传播”和“传承”发生紧密的联系。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在该本著作中，作者至少11次使用“迁徙”和13次使用“传播”两词。当然，我们并不能从这数字之中寻找完整的文本质态，但我们却可以从中感受到作者把“迁徙”和“传播”看作是密不可分的关系。她指出“谈传播并不意味着本文必然是传播学派的追随者”，并且借用郭树群、李瑞津对于传播与传承概念的解释，来对她所观察到的关于“中立音现象所发生的时空传承与传播”这一事实予以支持。
在此笔者不禁疑问，作者在观念上是否存在内在矛盾?一方面，在叙事过程中承认其传播事实，另一方面在叙事过程中，又极力澄清传播学派的身份。带着这样的问题，经过对该著作的再次深入阅读，我才深刻意识到李玫老师的用意。鉴于“传播学派”关于相同文化同源性、文化圈传播说之类的观点，笔者一直心存质疑。但同样我们也不能否认“传播学派”让我们看到世界音乐文化的确存在相同或相似表象这一事实。那么，该著作的重大价值就是通过印度民间音调和阿拉伯民间音调的数理分析以及氐羌族系“人类学走廊”的民族学、历史学分析，再一次提醒我们不要忘了文化共性在多元音乐世界的存在① 资料来自2006年周凯模老师为笔者上《音乐人类学》小课笔记。。尤其是音乐人类学学者沉浸在大张旗鼓强调其个性、而忽略其共性的后现代语境中的时候，笔者认为，这种观念的提出相当可贵。
在此，我们暂且不论相同音乐现象是否真的具有文化源头，我们暂且也不论相同文化现象是异质文化的偶合，还是同质文化的体现，笔者更关心的是作者建构文本时在话语体系中所运用的叙事方式。布鲁纳(Bruner，1990)曾说，叙事的表述由时间或次序、结构或典范，观点或角度组成。叙事作为“消解经验的零碎性并跨越时间建构世界的手段”而存在。那么，该著作在“迁徙”继而引发的“传播”问题上所采取的叙事方式，则更多是将其放置于历史横向和纵向中作特定的描述，因此作者在文中这样写到:“在中西音乐文化的赓续衍展中存在的某些共性因素，它们可能存在于几近相同的历史时段上的不同文化之中，这可能与‘传播’相关;它们或存在于某种文化的历史纵向发展中，这应当是一种‘传承’的表现。”［1］249可以说，作者话语中的“传播”和“传承”所形成的叙述序列已经在民族学、文献学、历史学等叙事背景中展开，叙事情境中的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在我们的关注下日益彰显。这是作者力求在文本中拟构的世界。
在此笔者又不禁想起，目前音乐文化作为动态的系统随时都在经历着外部和内部激态［1］对文化基因所形成的渐变和“突变”② 同上。的影响。身边一个个事实让我们看到全球化浪潮席卷的音乐世界，并没有出现我们大家所预料的同质化现象，而是更加激发了音乐在渐变与突变中产生新的多样化的存在。然而，作者在文本中所衍展的“迁徙”—— “传播和传承”之间的关系和一个个事实，令人深刻感受到，虽然文化有其动态演化机制，但是，内隐于一个民族或文化群体的文化基因所建构的集体认知模式和共同制造的叙事方式，也同样会通过文化基因裂变方式不断分享“母体”的集体共同记忆，其深层的作用和力量也是让人叹为观止的。
三、此研究对音乐人类学学科的贡献
如何开展音乐的文化学研究?这是音乐人类学学者极为关注的课题。
音乐人类学作为音乐学和人类学的交叉学科，其双重学科性质已经决定了研究范式的独特性。这就要求在实践的理论和方法上把音乐学和人类学有机结合成一体。
音乐是文化的产物，自身形态特征和本质属性，也会反作用于行为而形成不同的文化。这种互动的关系带来了音乐人类学至关重要的命题——如何建立属于学科融合后的方法论和分析视角及分析参数?我们从梅里亚姆 (Marriam)的概念、音声、行为三分法，到赖斯 (Rice)的历史建构、个人创造与体验、社会维持的修正模式，无不在探讨“文化与音乐”的互动，都在尝试通过音乐形态分析揭示音乐与文化的生成关系。因此，音乐作为文化的外显方式或表达，对音乐进行技术性的分析是非常关键的，民族音乐学家有责任要对承载着许多信息的音乐外在的形态结构、运动方式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剖析，作为其研究的基础和有机组成部分。那么，该著作以其独特的视角在音乐和文化之间，架起了一座科学的桥梁，其重要贡献在于其研究模式对过往民族音乐学研究进行了新的突破。
文章来源：《数理化解题研究》 网址: http://www.slhjtyj.cn/qikandaodu/2020/0930/4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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