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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唐汝谔古诗解解诗之特色(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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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此篇借仙为论，实自伤其志之不得遂也。(郭璞《游仙诗》) 此慨功业未就，而欲延年以济之也。(曹操《碣石篇三首》) 君子不乐仕进，而有劝之仕者，故作
此篇借仙为论，实自伤其志之不得遂也。(郭璞《游仙诗》)
此慨功业未就，而欲延年以济之也。(曹操《碣石篇三首》)
君子不乐仕进，而有劝之仕者，故作此辞以见志。(鲍照《放歌行》)
此疑伤世道崄巘，不乐仕进而为是招隐之词。(孔欣《相逢狭路间》)
而缘情主要指表现个人喜怒哀乐之情，包括羁旅、思归、别离、怀才不遇之情，还包括以写景为主或抒发一时兴怀的诗歌。如：
此羁旅思归之词。(《悲歌》)
此女子思其所怀之人而作。(《西洲曲》)
此越石伤己志之不伸，而托赠卢湛以见意。(刘琨《重赠卢湛》)
此游南湖而纪其胜也。(湛方生《帆入南湖》)
此渊明以节序感怀，而歌以自遣。(陶潜《九日闲居并序》)
唐汝谔解诗多遵从《诗经》诗言志说，未免存在穿凿附会之弊端，如卷六《上邪》，唐汝谔解曰：
此诗以忠贞自誓，故首呼君而曰嗟嗟上邪，我岂仅与君为相知者邪？盖欲死生以之，决无衰歇。虽值命运方屯之时，山崩、川竭、冬雷、夏雪，已自力无可为，而此心终无携贰，直至天地混合，人消物尽，乃始与君同归灭绝耳。徐伯臣谓在古惟龙逢、比干，在宋则陆秀夫、张世杰与文天祥，庶足以当之。
《上邪》出自汉乐府民歌《鼓吹曲辞》，本意为一位心直口快的北方姑娘向其倾心相爱的男子表白，可以说是表现男女之间忠贞誓言的情诗。唐汝谔从君臣遇合来解读此诗，加入了浓厚的说教观，多有牵强附会之嫌。
综上所述，唐汝谔推崇儒家雅正诗学精神，标举温柔敦厚之旨，以风格雅正、语含讽喻作为衡量诗歌优劣的标准；其评解古诗能够以寻言观意、知人论世的方法解读诗歌含蓄蕴藉之意；并且能够通过注重解题、揭示篇章主旨等手段发明作者之意。唐汝谔串讲评解的方法不仅揭示了诗歌思想性和艺术性，而且解决了自李善注《文选》以来释事忘义的争端。
四、结语
《古诗解》是明代众多古诗选本的一种，但其在当时的影响并不大。四库馆臣谓：“其训诂字义，颇为简略。所发明作意，亦皆敷衍。又乐府之类，声词合写者，汝谔不究其源，一一强为之说，尤多牵强。”[8]1764可知，四库馆臣对《古诗解》评价不高，指出其训诂字义较为简略，所发明作意亦皆敷衍，注解亦有“牵强”“失考”等缺陷。唐汝谔对于乐府中出现的声词合写现象，多不解其意而强为之解说。当然，四库馆臣的批评未必为定论。现代一些学者多引证《古诗解》的见解，如余冠英在《乐府歌辞的拼凑和分割》一文中曾举《步出夏门行》和《陇西行》两诗，作为“以甲辞尾声为乙辞起兴”[9]36之例，并征引唐汝谔《古诗解》之说，认为意见极好。又如《古诗解》卷二十一陆凯《赠范晔诗》注云：“按晔为江南人，陆凯，字智君，代北人。当是范寄陆耳。凯在长安，安得梅花寄晔乎？”此评实引自杨慎《升庵诗话》“寄梅事”[10]50条。但后世学者多误认为出自唐汝谔之手，如曹道衡先生《陆凯〈赠范晔诗〉志疑》[11]429-431一文以及他与沈玉成先生合著的《中古文学史料丛考》“陆凯赠范晔诗”[12]335条，根据《古诗解》立论，由此可见唐书之影响。尽管四库馆臣批评《古诗解》注解诗歌具有牵强附会的缺陷，但其解诗在推崇雅正诗学精神，注重诗歌含蓄蕴藉之意，注重解题、揭示篇章主旨等方面仍有一定的价值。
注释：
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70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320页，本文所引《古诗解》原文俱出此书，具体页码不再一一标注。
文章来源：《数理化解题研究》 网址: http://www.slhjtyj.cn/qikandaodu/2021/0708/66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