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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解离骚兼论屈原思想的独特性(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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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细看一处作“罹”义的“离”：“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离尤”，“尤”是怨恨的意思。此句说向君王进谏不被采纳，反而遭受怨恨，将退出庙堂修服我本来的装束。这里以原来的衣着代指内心的品质。将“离骚”与“离尤”作比较，“骚”为骚扰，可训为“忧”，无“怨恨”义。因此，不能将“离骚”与“离尤”(即“遭忧”)等同。

(二)《离骚》之离情

从全文看，“离别”是贯穿《离骚》的主线。《离骚》据文义可划分为三个部分，各部分都反复申述“退离朝堂、远离故都”之意，层层递进，步步加深。第一部分从“帝高阳之苗裔兮”到“岂余心之可惩”，屈原自述身世与遭遇，陈明利害关系，表明自己将退离庙堂、远行自修；第二部分从“女媭之婵媛兮”到“余焉能与此终古”，写屈原曾经为留下所作的努力，然而全部失败，所以誓将离去；第三部分从“索藑茅以筳篿兮”到文末，写屈原虽然心怀万般不忍，还是听从神灵旨意，终于踏上行程。

其实《离骚》就是诗人在临行前反复思量去留问题时所作的诗篇。诗人一开始就想得很明白：“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只是理智能解决的问题并非情感所能接受。他向身边至亲(女媭)诉说，身边人自然劝阻他。他以为身边人都不理解他，努力寻求重华、有贼氏之女、宓妃等，欲向其倾诉寻得援助，付出无数努力，“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显然依旧没有结果。最后他寄希望于求神问卜，想问问上天的旨意，可是连卜卦都告诉他速去勿留，他这才踏上远行之路。然而内心依旧是万般不舍，如钱钟书所说：“弃置而复依恋，无可忍而又不忍，欲去还留，难留而亦不易去。即身离故都而去矣，一息尚存，此心安放？江湖魏阙，哀郢怀沙，‘骚’终未离而愁将焉避!”*钱钟书：《管锥编(第二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893页。此时再看“离骚”两字，作《离骚》之题，可谓点睛之笔，再恰当不过。离别之愁反复萦绕在诗人心头，明知不能留又始终不忍离去，虽最终离去却仍有无数牵挂。

司马迁、班固等把“离骚”解作“遭忧”本不无道理。《离骚》中确实申述了诗人受众党人谗陷、颠倒芳臭及混淆君王视听，这些是诗人留不得的原因，但若以此为《离骚》的主题就有些喧宾夺主了。而司马迁的说法本身也有问题。《屈原贾生列传》：“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司马迁说屈原是怕君王听之不明而作《离骚》，即《离骚》是写给楚王看的，是劝谏之文。后人沿用这一看法。问题在于，屈原就是因给怀王写宪令而被上官大夫说恃才傲物，“王怒而疏屈平”。试观《离骚》，触目皆是香草美人的比兴连类、飞龙瑶象的浪漫神话，还有长篇连韵的咏叹，可谓缠绵悱恻、华美铿锵，难怪班固批评屈原“露才扬己”了。他是在司马迁讽谏说的基础上评价屈原的。屈原因文辞遭祸，若以《离骚》呈上，恐会更快惹上祸患吧。故《离骚》并非劝谏之文，当如《天问》《九章》诸篇一样，属于个人作品。进一步讲，辞赋因其便于吟唱的特点，更容易在民间流传开来，这与王逸所说的屈原作品先是有民间流传渠道是一致的*《楚辞章句·叙》：“屈原履忠披谗，忧悲愁思，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以相传教……后世雄俊，莫不瞻慕，舒肆妙虑，缵述其词。”先秦文献经秦火以后多所不传，诗歌辞赋易于吟诵而口耳相传，汉代所整理编订的屈原作品应当就是从民间渠道搜集而来。出自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8页。。

三、屈原的离愁别绪与其思想的独特性

若问屈原之离情从何而来，“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如司马迁所云：“屈原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斜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这归结于他中正不阿的爱国之情。爱国自然不错，但还不够准确，因为国的概念在那个特定的时代有其特定的含义。

周末，礼崩乐坏，大厦将倾。随着周天子势力的式微，中原大地上短时间内崛起上百个诸侯国。各诸侯国主相继自立为王，相互征伐，逐鹿中原，史称战国。士阶层的出现，使“学在官府”一变而为“学在天下”。旧式贵族垄断文化特权、掌管社会教化的时代一去不返，取而代之的是学而优则仕。诸侯混战既刺激了人才的需求，也给士阶层的膨胀提供了消化场所，于是饱学之士游说诸侯、旦而寒窗、暮而封侯者不胜枚举，追名逐利、待价而沽是那个时代无可厚非的风尚，如此也诞生了百家争鸣的学术盛景。与之相对的还有一批被边缘化、非功利化及不以沽名钓誉为业的隐士。这一批人言行狂佯，不受世俗所拘，凿井而饮、耕田而食或渔樵江渚、悠闲自得，《论语》中记载的长沮、桀溺、接舆等便是这类人的代表。相对于中原，楚国有一定的特殊性。楚国地处南方，物产丰饶，较为富庶，又有大江高山的阻隔，在较长的一个时期里，对中原的纷争牵扯较少。楚人是皇帝之后，奉颛顼为祖，早在夏商之时就迁居南方，至周始分封。对楚人来说，“族”的概念远高于“国”。屈原经常出使齐国，接触过战国各个学说流派的思想，其中受儒家学说的影响最深。但屈原又有纯粹楚人的一面，楚文化刚烈、浪漫和奔放的特点，还有楚族人重宗族的特性，在他身上打上深深的印记，使他既不同于一般的汲汲于名利的战国谋士，又不同于狂放不羁、置身事外的隐士，也无法像孔子一样以天下苍生为己任，游说各国推行自己的学说、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