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人诗序之解题与类比刍议(11) - 数理化解题研究杂志社投稿_期刊论文发表|版面费|电话|编辑部|论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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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人诗序之解题与类比刍议(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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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诗序中有意识地追攀前贤古人，从而进行人事类比其实是元人的普遍心态与作法。如方回《送倪耕道之官历阳序》：“吾友倪耕道应渊，与圣俞皆宣城人，其诗亦有圣俞之遗风。圣俞仕不达，号为‘诗穷’，而吾耕道穷又甚焉，年六十八始得为历阳教授。”方回这是把朋友倪耕道与梅尧臣两相作比。李冶《元遗山集序》把元好问与唐代二李（邕、白）作比，序云：“唐开、天间，李邕、李白皆以文章鸣世。邕之所至，阡陌聚观，以为异人，衣冠寻访，门巷填溢；白则王公趋风，列岳结轨，群贤翕习，如鸟归凤……吾友元君遗山，其二李后身乎？始龀能诗，甫冠时，名已大振。寻登进士上第……”王义山《子惟肖诗稿序》把自己指导儿子王惟肖作诗一事与苏轼教儿子苏过作诗事相比。再看王恽《追悼参政李公仲寔诗序》：

至元丁亥二月十日夜，梦李参政仲寔再拜向予顾指所佩鞶囊曰：“吾平生尽在于此，他日会须累君，但不敢轻易发也。”既寤，怅然者久之，因追作此诗以见其神交之不昧也。昔李卫公见梦于令狐綯，恳其北还，綯畏其精爽，白于帝，得以归葬。今李侯明以后事来托，予老且闲，不知何所赖焉。

这是一篇记梦诗序。作者梦到朋友李仲寔以后事相托，醒后联想到唐代李卫公托梦于令狐綯之事，两相作比，既惊且疑。他的另一篇《故开府仪同三司中书左丞相赠太尉谥忠武史公挽词诗序》是把自己受知于史天泽之事与唐代韩愈受知于董晋之事作比，两者的共同性在于：都是武将对于文人的知遇之恩。再看杨维桢《丞相梅诗序》：

至正二年春，江浙行省丞相朵儿只以清静宁一之治报于上，上召入宰天下，公拜命且行，顾瞻后庭，有手植穉梅一本，俾移植于明庆寺之殿阳。邦民聚观，载抃载舞，咸手加额曰：“丞相弃我去，是足以系吾人之思已，民见梅如见丞相焉。”于是僧古源采民之言以永歌之，挹之人士从而和之，凡若干什。昔召伯相周，布政南国，舍于甘棠之下，后之人思其德，爱其树，而不忍伤，此《甘棠》之诗所以作也。召伯之教明于南国，而《甘棠》之诗作；丞相之德布于江浙，而手植梅之诗作。若古源者，谓得古诗人之性情非欤？……吾见斯梅与孔老氏之植桧同无朽矣。［10］

朵儿只为蒙古攻金统帅、太师国王木华黎五世孙。诗序作者基于褒扬的出发点，疑似有意拔高，以西周召公类比朵儿只。为了更有说服力，作者分层递进铺开叙述两人为政为人的相似处。一是政绩：召公布政南国，朵儿只治江浙，皆善政德声；二是怀德：因深得民心，召公所舍甘棠树受人爱护，朵儿只所植梅树亦得“邦民聚观”，“民见梅如见丞相”；三是载册：召公、朵儿只两人的政绩美名不仅是口耳相传，且都载入诗篇。诗序分三个层次进行的两相作比，大大增强了类比的说服力。

元人诗序中不以人与人为类比对象而两相作比的情况也很多。如方回《题来将军括苍送行诗卷序》云：“夫选诗文于数百人之中，二三人中选耳，今巡检官亦不啻数百千人，吾来将军一人中予选耳。”巡检官与诗文原无可比性，因“选”而比，“选诗文”与“选巡检官”这两件事的相似性特征在于它们在实际操作中都是“百里挑一”。虽涉及人，但类比对象是事与事，而非人与人。再如方回《上南行十二首诗序》曰：“行二十里，杏村溪南北西有村，名曰富登、富代、泽富，而不见富人，犹杏村未必有杏花也。为诗六；行二十五里，牛屎岭，岭之得名不知其故。金陵王谢故居在马粪巷，而予将访清父，乃不免过牛屎岭，乃以王谢马粪方之。为诗七。”富登、富代、泽富虽为三个村名，但它们并存相邻，皆“不见富人”，可视为同一集合体，将这一集合体村名与“未必有杏花”的杏村两相作比，其相似性特征是“名不副实”。把牛屎岭与马粪巷作比，在于二者名称极为相类，且都有来源不明的共性。

再看方回《题陈学正巨源万竹诗序》：

或问种竹之法少为贵欤？多为贵欤？曰：“皆可也。屋之外仅有隙地，数竿可，数百竿亦可，其或长林巨麓流泉飞瀑间，则千竿亦可，万竿亦可，犹若读书然。紧切之书能消几卷不远，复为三字符一句，亦足以终身矣，然古之博洽之士或读至万卷不厌。竹所以清世之尘俗，书所以神人之智虑，少有之不为少，多有之不为多，今之人家既有竹腹又有书者盖寡。遂邑陈君巨源徙家睦城，种竹至万。予旧太守解郡十七年始再见之，虽未尝造其竹所，而窥其胸中多书，足以称是云多竹故，喜而赋之。［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