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人诗序之解题与类比刍议(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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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陶元亮赋《闲情》，出亵御之辞，不害其为处士节也。予赋韩偓《续奁》，亦作娟丽语，又何损吾铁石心也哉！法云道人劝鲁直勿作艳歌小辞，鲁直曰：“

陶元亮赋《闲情》，出亵御之辞，不害其为处士节也。予赋韩偓《续奁》，亦作娟丽语，又何损吾铁石心也哉！法云道人劝鲁直勿作艳歌小辞，鲁直曰：“空中语耳，不致坐此堕落恶道。”予于《续奁》，亦曰“空中语”耳。不料为万口播传，兵火之后，龙洲生尚能口记。又付市肆，梓而行之，因书此以识吾过。时道林法师在座，予合十曰：“若堕恶道，请师忏悔。”梅花梦杨维桢自叙。

这篇诗序的连类作比不像前面诗序中的类比那么直观，须稍作梳理。杨维桢《续奁集》标举为韩偓《香奁集》的继作，本诗序有三个类比对象：陶渊明的《闲情赋》、黄庭坚的艳歌小辞、杨维桢的《续奁集》。它们连类作比的相似性特征在于：三者皆有艳语而不伤其根本。具体来说就是《闲情赋》的亵御辞并不损害陶渊明的处士气节，黄庭坚的艳辞作品也不至于使其人堕落坏道，《续奁集》的娟丽语亦无损于杨维桢的铁石心。有了如此合情合理的连类作比，虽然诗序中并未明言，我们也可顺理成章地类推出这样的结论：优秀的作家或其作品的某些方面难免会受到微词非议，但终归是瑕不掩瑜。

综上所述，元代诗序研究尚处于发韧阶段，许多重大问题有待学界深入探讨。元人诗序解题大体可分为解物与解人两类，其“新变”表现在：突破了常规解题的结构安排，在行文布局中采取分散式解题方式，出现了以设问句式逐字解题和主客问答式解题的新形制；元人诗序的类比手法从类比对象的结构关系上分析，可分为两相作比、叠合作比与连类作比三种情形，其中连类作比最具代表性：一组连类作比的类比对象不少于三个，类比对象之间“以类相从，环环相扣，递相作比”。元人诗序中的连类作比几乎都与作家作品直接发生关系，除了类比对象相似性极高的表层特征以类相从之外，同时还包含着深层特征的“以类相推”，进而从中可得出某种推论。

诗序（含诗集序）发展至元，达到了全面繁盛时期。元代诗序是一笔丰厚的文学遗产，在数量上超唐轶宋，然其相关研究相当薄弱。本文仅就元代诗序的解题方式与类比手法这两方面的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相关研究略尽绵薄之力。

一、元人诗序的解题及新变

解题，向被视为各类序文的基本职能之一，诗序自当不例外。清人王鸣盛说：“今日读汉魏六朝乐府，若无解题，犹不能辨其为何语，何况《三百篇》！”［1］宋人甚至从方法论的角度把解题视为序、记等文体的写作捷径，并结合实例给予具体指导意见。

东莱先生曰：“作记、序若要起头省力，且就题说起。谓如《太宗金鉴书序》，则便说太宗皇帝云云；说鉴治乱贤不肖之意，如《花萼相辉楼记》，则便说唐玄宗明皇帝云云；说兄弟友悌之意，不可泛说功德，须便入题意。”［2］

吕东莱（祖谦）所谓“就题说起”即解题，意指“借题发挥”，这是作序的“诀窍”。伴随着诗歌的发展，诗序的题材内容、表现方式、文体特征及解诗功用等方面在元代之前已获得充分发展变化。从解题角度来看，诗题可视为对诗歌文本的简扼注解，解题性质的诗序则可看作是对诗题的注解。若说诗题为“注”，诗序便为“疏”了，诗题、诗序便是诗文本的“注疏”。诗序之解题功用，亦即诗序对诗题的注解、解释。元代诗序在继承元前诗序解题形式与方法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与创新。

（一）元人诗序的解题分类

从内容上看，根据解题对象的不同，元人诗序的解题大致可分为对事物的解释和对人物的解释两种情况。为简便起见，我们姑称之为“解物”与“解人”，略陈如下：

1.解物

诗序解物往往比较简短，三言两语作结。先看李士瞻《赠贡泰甫先生牙笏诗序》如何解牙笏：“牙笏一张，长劲且阔，古所谓记事之笏也。”十六个字很简要地介绍了牙笏的形状与用途。再如傅若金《浑沌石行》这首诗，初看诗题，便知是歌行体，内容是咏浑沌石。然而读者仅凭诗题肯定迷惑不解，“浑沌石”究竟为何物？作者正是考虑到这些，于是写下解题性质的诗序。序云：“九江方叔高得武侯八阵碛中小石，白质而黄章，状若鸡子，字曰‘小浑沌’。”简短的诗序把诗题的关键——“浑沌石”解释得一清二楚，浑沌石的来源、花纹、颜色、形状，刻字、持有人等信息很全面。诗序既解了诗题之惑，又有助于理解诗文本。这类纯以说明性文字专务解题的诗序不蔓不枝，简洁扼要、形制短小，体现了元代诗序对元前诗序的继承。

文章来源：《数理化解题研究》 网址: http://www.slhjtyj.cn/qikandaodu/2021/0708/67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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