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人诗序之解题与类比刍议(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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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诗序中以种竹类比读书，两者共性在于方法上的“多少不拘”。种竹视地形情况，“数竿可，数百竿亦可，千万竿亦可”。读书数卷可能“足以终身”，或

诗序中以种竹类比读书，两者共性在于方法上的“多少不拘”。种竹视地形情况，“数竿可，数百竿亦可，千万竿亦可”。读书数卷可能“足以终身”，或“读至数万卷不厌”，就看追求的是“紧切”（少），还是“博洽”（多）了。这里的两相作比的类比情形实为比喻修辞，即以种竹比喻读书，喻体（种竹）是为本体（读书）服务的，目的在于说理。从修辞学意义上说，我们不妨把比喻看作类比的“变体”，喻体、本体的不对等关系可视为原先对等的两个类比对象关系发展的“衍变”。

2.叠合作比

叠合作比是元人诗序中一种相对特殊、较为复杂的类比情形，取“交叠复合”之意。这种类比情形虽不具有广泛性，但作为一种存在，自有其特色。例析如下：

前浙东宪使大卿陵阳牟公献之先生，宝庆三年丁亥正月十一日生，其贤子孙以丙申正旦奉觞为亲庭庆七十。紫阳方回亦以丁亥年前五月十一日生，为雌甲子，偶寓武林，不能趋霅上，附贺客之尾。唐白乐天、刘梦得同生大历七年壬子，至武宗会昌元年辛酉皆年七十。是岁，乐天有诗云：“大历年中骑竹马，何人得见会昌春。”今辄用此事为诗奉寄，寓喜抃钦羡之意焉。［12］

这是方回为牟巘写的祝寿诗序。序中的“叠合作比”由三组“两相作比”交叠复合，成“品”字型结构。位于基层的两组类比分别是：方回与牟巘同庚作比，白居易与刘禹锡同庚作比，两组类比对象皆为人与人，这两组类比犹如“品”字下面的两个“口”字，为并列关系。第三组类比是在前两组类比的基础上形成的，犹如“品”字上面的那个“口”。具体来说就是拿方回为牟巘写诗祝寿事与白居易为刘禹锡写诗祝寿事作比，类比对象为事与事，其共同点在于都是同庚的文人朋友为对方70大寿写诗祝贺。这第三组类比与前两组类比在内容方面互有牵连，呈现出一种特殊的“交叠复合”关系，我们姑称这种较为复杂的类比情形为“叠合作比”。再看方回《柳州教授王北山诗序》：

陈后山年四十九，其文集谢克家为序。陈简斋年四十九，其诗集葛胜中为序。二公年不寿而文寿，不待序而后传也。柳子厚卒于柳，年四十七，不寿而文寿。虽无韩退之为墓志铭，其集亦足自不朽也，然不容不寄诸毫素以表其美者，朋友之义也。予友王隽父国杰，比为柳州教授，卒年四十八，乃子以其诗两巨轴，俾回为序，此亦年不寿而文寿者，不待于回之序，亦岂能为不朽之助哉。［13］

这篇诗序中的叠合作比更为复杂，表现为类比对象更多，交叠层次更高。诗序中共三组类比，每组各四个类比对象。其中两组类比对象为人，一组类比对象为事。第一组为诗（文）集作者：陈师道、陈与义、柳宗元、王国杰；第二组为诗文集的作序者：谢克家、葛胜中、韩愈、方回；第三组则是在前两组类比对象一一对应结合的基础上建立的新的类比对象关系：谢克家序陈师道集，葛胜中序陈与义集，韩愈为柳宗元作墓铭，方回序王国杰集。整体来看，三组类比共同构筑了交相叠合的特殊关系，犹如砖砌之墙体结构。但把三组类比隔开分别审视，则各自都属于下文要谈的连类作比情形了。

3.连类作比

连类作比是元人诗序最具代表性的类比情形，不仅因其常见，更因其类比特征最为突出。一组连类作比的类比对象不少于三个，类比对象之间的相似程度极高，实可谓“以类相从，环环相扣，递相作比”。如胡祇遹《送殷献臣奉使日本序》把殷献臣奉命出使日本一事与历史上著名的陆贾使南越，张骞使西域，苏武使匈奴连类作比。元人诗序中类比对象最多的当属方回《清渭滨上人诗集序》，共九个类比对象，每一个类比对象由一位著名文人与一位诗僧复合而成，分别是：方回之于清渭滨上人、许询之于支遁、江淹之于汤休、杜甫之于赞公、李白之于怀素、韩愈之于无本、欧阳修之于惠勤、苏轼之于参寥子、黄庭坚之于惠洪。元人诗序中的连类作比还常常与作家作品直接发生关系。先看方回《九日无酒诗序》：

“尘爵耻虚罍，寒华徒自荣”渊明诗也。“如今九日至，自觉酒须赊”少陵诗也。“典衣作重九，徂岁惨将寒。无衣粟我肤，无酒颦我顔”东坡惠州诗亦然。予乙酉九日前，以衣袍典钱不能得，遂成《无酒》诗，瞠若乎三大老之后，可笑也已。

陶渊明、杜甫、苏轼、方回四个类比对象分属晋、唐、宋、元四朝，他们何以连类作比？四人皆有遇重阳节而无酒可饮的窘境，并因此赋诗。陶之“虚罍”、杜之“酒须赊”，皆“无酒”意也，苏、方二人则直言“典衣亦无酒”。这相同的境遇难道是历史的巧合？难怪诗序作者方回“瞠若乎三大老之后”。再看方回《拟咏贫士七首诗序》：

文章来源：《数理化解题研究》 网址: http://www.slhjtyj.cn/qikandaodu/2021/0708/67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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